甘肃农业大学农耕特色库

1933-1945年甘肃经济建设研究: 作者： 裴庚辛 日期：2008-04-01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1933—1945 甘肃商业甘肃工业甘肃金融业甘肃农业; 描述：近代甘肃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仍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产量低下;工业则没有几家近代工厂,主要是手工业工场或家庭手工业作坊,新式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再加上灾荒频发,烟毒横行,地方当局借禁种之名行罚款之实。甘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与落后的经济水平相对应,近代甘肃的金融机构主要有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几种形式,票号、钱庄均以信用放款为主,不同的是票号存放款是辅业,主要为融通资金,其客户多为大商人;而钱庄则是对中小商人放款。其中票号在晚清时执甘肃金融牛耳,其总号多设于山西,甘肃多为汇兑庄。票号由初期的专营汇兑逐渐过渡为兼营存放款,钱庄则资金微薄。发展缓慢。民国成立后票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钱庄逐渐发展壮大。民国前期时金融市场的主体是钱庄,其信用甚至超过了随政局动荡而开设关停的官银号、银钱局。当铺则主要开设于县城、集镇等地,采用质押放款形式,对象为票号、钱庄顾及不到的普通平民,其资金周转时间长,在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后逐步式微。与此相比,官办金融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以维持地方官僚、军阀的统治搜集财源为目的,是地方政权的附属机构。同时,在经营活动中,这些官营银行从地方官僚、军阀的需要出发,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混乱。而且官办金融机构常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倒闭歇业,信誉反而不如私营的钱庄。虽然在国家银行入驻之前甘肃金融市场的主体是传统金融机构,但是仍然出现了现代银行的萌芽。资金不足一直是困扰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以经营信用放款为主的小资本钱庄适应了小工商业的需要,在社会融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兴起,钱庄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由于资本市场的欠缺,新式银行作为相对大规模的间接融资手段,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政府财政匮乏,需要银行的债务支持以及以银行为中介向社会筹资。新式银行与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以正相关的形式存在。就甘肃来说,官办银行常沦落为政府的钱柜,省政府经常向银行透支,连银行的正常营业也常受政府的影响,这为时人所诟病。从银行自身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企业,银行与其它企业一样,在近代社会相同的历史背景下面临同样的困境。但是由于经营业务的特殊性,其发展道路又与普通企业存在明显的差异。近代银行是在外国银行的刺激下步入历史舞台的,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国银行的冲击及钱庄的激烈竞争,生存空间十分狭小。在落后的甘肃,银行的发展受政局的影响更大。在近代中田社会频繁的政权更迭和剧烈的经济变动中,银行在艰难挣扎中前行,虽然发展缓慢但却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东北沦陷,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的大部分处于战火中,西南、西北成为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大后方根据地。由于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国民政府一面抗战,一面加大建设以支援抗战,实行了“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战时政策。基于多方面考虑,国民政府对其西部大后方进行了总的定位,“西南是抗战根据地,西北是建国根据地”,并加大了对西南、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出现了近代西南、西北开发的高潮。发展农业,确保战争物资的供应成为国民政府后方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下,通过改良旧有品种、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利用农业贷款在全省尤其是河西地区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牧业生产的条件,促进了战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甘肃粮食总产量连年稳步增长,为抗战提供了更多的军粮和马匹,支持了长期抗战的进行。战时甘肃农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农业贷款的发放,农业贷款给农民提供了种籽、农具、牲畜,帮助农民兴修了水利,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提高了抗灾能力,使甘肃省粮食总产量连年增加,即使是在遭受比较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也没有减产。对农民的贷款发放主要是依靠各种合作社进行的,合作社的种类有信用合作社、运销合作社、畜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杜。农贷为甘肃农牧业的战时发展提供助力很大,但是毋庸讳言,农贷本身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贷放范围不够普遍,放款手续比较复杂等。由于农民文化水平的低下,土豪劣绅把持了部分合作社,把合作社的低息农业贷款以高息转贷给农民,使农业贷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随着战争的深入,西北地位日显重要,为此,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建设力度。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前期,甘肃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稳步发展,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矿、交通、邮电通讯、金融等现代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但已不再处于零星的萌芽状态,而是在甘肃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已经超过了近代任何历史时期。比较突出的成就是近代工矿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石油工业成为全国领先的行业。兰州已经初步建设成为新兴的西北近代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大后方的毛纺织中心之一。抗战时期甘肃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与政府的引导和银行业的支持分不开。银行业不仅提供了工矿业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直接投资办厂,利用银行贷款诱导手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虽然在抗战后期银行业资金大部分投向商业领域,助长了投机之风,但是不可否认,银行业对于战时甘肃工业的发展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使甘肃省的农牧业、手工业、工矿业得到了发展,抗战时期甘肃军队云集,流入难民增多,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日用品需求旺盛,而甘肃本身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地区,战前绝大部分日用品就依赖外省输入,战时工业虽有所发展仍然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拉动商业经济日益活跃并一度繁荣起来,商品流通的范围和商品交换的规模逐步扩大,国内外贸易均有长足发展。战时商业发展的特点为抗战时期传统商路的变迁,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间商贸往来的日益密切。西北地区各省间贸易力度的加大,对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及银行业对商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和负面影响。

中国古代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探析: 作者： 彭洋平 日期：2012-05-01 来源：郑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作物秸秆资源循环利用利用方式; 描述：秸秆是成熟农作物收获种子后留下的茎叶(穗)部分的总称。农作物秸秆最常见的有粮食作物小麦秸、水稻穰、玉米秆、薯类穰和油料作物棉花秆、花生穰和豆秆等作物秸秆。农作物秸秆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是一种具有多用途的可再生的生物资源。现今农作物秸秆一部分用于回收,大部分都被燃烧掉,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污染。本文从所学学科背景出发,立足史料对古代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作了专门的讨论,期望从古代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中得到启发,找出更多适合现今的农作物秸秆利用方式,达到资源的合理循环利用。古代秸秆的利用方式主要可用来作为燃料、肥料、在军事作战中也常常用到；秸秆具有吸湿干燥保温作用,生物方面的作用常用来作为保鲜、保温、干燥防虫,其燃烧后产生的草木灰可用来拌种子、作为洗涤剂；农作物秸秆还是很好的饲料；其柔软还常常用来编织；也是很好的建筑材料；从清代开始大规模用来治河,作为治河的软料之一；农作物秸秆就地取材方便,且含有一定的纤维,也用来造纸；在古代社会中秸秆也是赋税的一种；另外农作物秸秆及其由其燃烧而产生的草木灰是很好的医药用材,特别是在古代利用历史悠久和利用范围极广。总结古代农作物秸秆利用中的优点和弊端,同时结合现代农业水平和社会状况,肯定古代农作物合理的利用方式,纠正其不利的方式,给现代秸秆的利用以启示,从而开发更多资源重复循环渠道,对环境保护做出一点点贡献。

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作者： 吴宾 日期：2007-05-01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古代粮食安全粮食流通、粮食仓储农业生产粮食政策; 描述：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历朝历代无不把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有“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之称,并在全社会形成了重农重储的观念和风尚。封建王朝从意识形态、农业生产、粮食仓储、流通、政策等领域加强粮食的供应和保障,积累和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有关粮食问题的思想、文化、制度。本文以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为视角,系统考察历史时期粮食生产、仓储、流通以及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影响古代粮食安全的自然社会因素,以期为现代粮食安全的保障提供历史借鉴。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粮食安全存在着粮食的宏观的比较安全和粮食微观上的不安全的矛盾现象。粮食的宏观安全表现在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进步而带来的粮食供需平衡,而粮食微观不安全则成为古代社会出现粮食危机的关键所在,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分布的地域性和粮食分配上的不合理是产生粮食微观不安全的原因。重视农业以保证粮食供应,加强仓储以“熨平”粮食生产波动,组织和鼓励粮食流通以平衡粮食分布的地域差异是古代粮食安全的基本经验。而强化粮食分配的合理性和提高弱势群体粮食的获取能力是古代粮食安全对解决当代粮食问题的启迪所在。首先,本文界定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分析了古代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将古代粮食安全按照期影响范围和不同领域进行划分,分别提出宏观粮食安全、微观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仓储安全、流通安全的概念; 其次,梳理了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渗透到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并形成思想体系:以重农思想为核心,从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以储粮备荒和荒政思想为基础,强化抗灾救荒的能力;以漕运和民间贩运为粮食流通手段,调剂余缺,平衡价格;以粮食为中心的政策构建了粮食的保障机制。第三,研究古代粮食生产安全问题,总结了历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考察了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通过对古代粮食亩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耕地面积和人口变迁以及粮食总的供需的数量分析,提出除了春秋战国和清代以外,其他时期粮食的供应比较充足,供需关系基本均衡,粮食宏观安全得以保证。而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不断成熟、耕地面积的扩大、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等措施提高粮食生产水平,是古代粮食生产安全的基本保障。第四,深入分析古代粮食仓储的功能、形式和管理制度。粮食仓储靠以丰补歉的方式,从时间上抹平粮食生产在年度间的波动,是古代社会赈济灾荒的重要手段。历史时期的粮食仓储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并逐渐形成三个层次的仓储体系,其目的各不相同:一是政府组织经营的太仓和地方官仓,目的在于储存国家征收的田租赋税以供养官府军政;二是以平粜制度为基础设立的常平仓,是古代仓储制度的主体部分,通过“丰籴俭粜”实现稳定粮价、赈济灾荒的目的;三是设立官督民办的社仓、义仓,属于全民性的粮食赈济措施。古代粮食仓储的特征是举国重储、全民参与。储备专营、中央财政直接控制、严密的管理规定等构成古代粮食仓储的管理制度。第五从历史时期的粮食流通的形式、体制以及政策等方面的演变入手,系统分析古代粮食流通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古代粮食的区域差异性是产生粮食问题的主要因素,而粮食流通则可以实现粮食在空间分布上的平衡。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粮食主产区的形成,隋唐以后南粮北调格局出现,粮食的市场化加快,缓解了粮食在空间上的供需矛盾。在粮食流通的体制上,形成从西周的官定粮价,到春秋战国的“平粜”,再到西汉、北宋一度出现的政府全面干预,复到近世较为平稳的政府市场互补的粮食流通体制。在流通形式上,漕运是政府进行粮食流通的主要形式,其目的主要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以粮食商人参与的粮食贩运则具有市场化特征,其目的在于经济利润的需要。第六,对古代粮食的分配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由于封建社会剥削制度而造成农民在粮食分配的不公是产生古代粮食微观不安全的关键原因。提高社会底层人群的粮食可获性是解决古代粮食安全的实质所在。第七,分析影响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因素。从历史人口与物质生产关系、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和危害、封建社会剥削制度等方面入手,提出农业生产水平与人口增长是产生宏观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矛盾,自然灾害成为宏观和微观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区域差异性以及社会制度的缺陷导致的粮食分配的不公等因素是影响微观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另外,对影响粮食安全的文化习俗、土地制度、社会变革等因素作简要阐述。第八,对古代粮食政策进行探讨,重点分析古代的荒政思想和赈济制度的功能和变化过程。认为比较健全的赈济制度缓解了古代粮食危机,对古代安全粮食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古代赈济制度以三仓制度为核心,以国家、政府抗灾救荒行为为主,以民间自救为辅助手段,以储粮备荒和临灾施赈为基本方式,通过减少政府开支、整肃吏治、鼓励生育、减轻灾民负担等措施,来降低了古代粮食风险,形成了仓储救荒理论和灾荒预防理论。另外对古代国家粮食的相关政策如平准制度、土地税赋制度以及水利建设、屯田等方面展开论述。

中国古代风能利用研究: 作者： 柴国生 日期：2007-06-05 来源：郑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冶金农业中国古代风能交通风; 描述：我国古代先民对自然风的观察与认识，与人类进化相伴相随，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尧舜时代，已认识到搧动生风的原理，并开始将人造风应用于生产、生活；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认识到风是由空气流动而产生的，开始对自然风加以利用。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风的认识也逐步深化，逐渐对风的产生、风向、风力等级，以及季风、台风等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风能——自然风能和人造风能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冶金、交通运输、军事等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领域，有诸多重要、先进的工具发明。农业方面主要有木杴、竹扬杴、飏篮、簸箕、风扇车、风车等，用于谷物清选、提水灌溉及排水；风帆则被广泛应用于交通领域的航运及陆地运输；冶金鼓风机械有：皮橐、木扇式风箱、活塞式风箱、马排、水排等。此外，风扇是人们日常搧风取凉的主要工具，并有机械化的七轮大扇发明；风筝则被应用于战争，后来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并发展成我国一些地区的习俗。工具的发生发展，彼此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结构由简单到完善，技术由原始到成熟，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足踏式风扇车是古代人们发明的用于谷物清选的重要的工具之一，《王祯农书》对其有详细的记载，并附有结构图。但由于其视点选择的不当及绘图方法的不合理，致使后人对其结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通过对文字考释以及不同版本的足踏式风扇车图的对比分析，指出其错误，并进行了复原。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原驱力，我国古代对自然风的利用是人们对新动力源拓展的需要，对人造风的利用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风能利用技术逐渐发展完善，实现了从间歇做功到连续做功的发展历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反映了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脉络及规律，自成体系。古代风能的广泛利用，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古代先民关于风能利用的探索和发明，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科技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当今风能的开发和利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先秦时期酒文化探析: 作者： 孙婷婷 日期：2012-06-01 来源：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先秦酒器酒礼酒文化; 描述：先秦时期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最初阶段，一般来说后世很多的文明成果都是在先秦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对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酒文化，是我国文化成果中的一部分，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逐渐发展。综合考古发现和史籍上对于酒及酒文化的记载，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就已经发明了酒，只是这时的酿酒技术还比较落后，酒文化也只是起步阶段。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农业发展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为酿酒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加上人们对酿酒经验的总结，造酒技术在不断地改进。与酒产生发展同时，酒文化也在逐渐形成。自从人类发明酒之后，上到帝王君主下到平民百姓，酒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在古代生活的婚丧嫁娶中，更是少不了酒。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大邦，社会生活处处都是以礼为规范，以冠礼为起始，以婚礼为根本，丧祭礼为重要，以朝觐、聘问礼为尊敬、以乡饮酒礼和射礼为和谐，古人因酒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形成特殊的酒礼。虽然先秦时期的酒礼经过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而逐渐变化，但是直到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酒文化对我们生活产生影响。酒作为饮食生活的重要调剂品，自产生之日起，就与人们的生活有密切联系。关于饮酒的利弊，人们褒贬不一，但是关于酒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要利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对酒以及酒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本文试对先秦时期酒文化进行比较客观的论述，并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归纳整理，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对比研究等研究方法，对先秦时期的酒文化做出比较客观的认识和分析。先秦时期距现在年代久远，必须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先秦时期酒文化进行研究，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对先秦时期酒文化的研究能对现代人饮酒观念起到借鉴作用。

宋代咏茶词研究: 作者： 吴启桐 日期：2012-06-02 来源：延边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宋代情感蕴含咏茶词茶文化; 描述：茶,以其“性洁不可污”的品性吸引着中国历代的文人,宋代词人也曾以“茶”为题材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词作,在这些词作中蕴含了创作者丰富的内心情感。本论文以宋代的咏茶词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咏茶词中所蕴含的情感进行分析,运用文献分析方法、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和文本研究方法对宋代咏茶词进行系统的研究。全篇主要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绪论部分,主要阐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现状及研究范围和方法。第二章,主要以历史研究方法对宋代咏茶词创作兴盛的原因进行分析。中国具有悠久的饮茶历史,饮茶之风在唐代开始盛行。到了宋代,由于社会的发展相对稳定,人民生活富足,农业的发展迅速,茶叶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的扩大。茶叶制造技术的改革和创新促使茶叶的品质不断的提高,宋代的茶业经济进入了空前繁盛的阶段。宋朝时期,街头巷尾茶坊茶肆鳞次栉比,人们对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茶器茶具的制造也在不断的改进。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各种饮茶习俗和礼仪也在社会中兴起,以茶待客、以茶为礼的习俗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得到了推广和普及。茶也成为文人的创作对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咏茶词的出现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此外,宋代的统治者对茶的大力推崇和宋代文人雅士对茶的极度偏爱,也是宋代的咏茶词创作兴盛的原因之一。第三章,立足于文本,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对宋代咏茶词内容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感及其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宋代词人在创作咏茶词时,通过对茶及茶事的描写抒发自己的个人情怀,因此,宋代的咏茶词是宋代文人情感内容的一种体现。本论文将其情感大致划分为五类：即品茶观艺之乐、去国怀乡之情、寂寞孤独之感、离别相思之愁、超凡脱俗之志。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艺术表现,其表现力是最为直观的,在宋代的咏茶词中,词人也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到语言表现中,大量的夸饰、形象的比喻、巧妙的用典都使词人的情感更具有感染力；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词人可谓之费劲心思,不同的篇章结构带给读者的感受是不尽相同,词人巧妙的构思合理的安排使读者更易接受。词人借助今昔对比产生的强烈反差,带给品读者最直接的情感冲击,使读者能够真实的体验词人想要抒发的情感。虚实结合的精心安排,带给读者梦幻般的感受,调动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扩大了词的意境,使词人想要抒发的情感在这似真似幻的词境中被无限的放大。叙与论的结合,使篇章结构清晰明朗极具逻辑性,品读之人在强有力的论述中陷入思考,词人想要表达的情感也以问题的形式印刻在品读者的脑海。第四章,对宋代咏茶词的成就进行分析。宋代咏茶词作为宋代文学中极具文化魅力的一部分。其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扩大了宋词的题材和内容,同时也推动了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它是宋代文学与茶文化融合的产物,在宋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成就和地位。

宋朝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研究: 作者： 王旎 日期：2011-11-08 来源：辽宁科技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业经营思想管理; 描述：农业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所有国务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用最少的土地供养了中世纪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实现了土地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与宋人有效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本文通过对宋朝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阐述了宋朝推行积极农业政策的背景,对宋朝大力推广南方种麦、稻麦两熟制及多种粮食作物耕作进行了描述,同时也指出了宋朝积极开垦新田地及进行经济作物推广对稳固当权统治的作用。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宋朝水利兴修政策进行了研究,并阐明了兴修水利的方式。肯定了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历史地位。通过文献研究法分别对宋朝中央农业管理机构和地方农业管理机构进行了描述,同时也列举了宋朝总结的各类农书及出现的新农具。在以综合归纳、理论分析为手段,统筹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及跨学科比照等研究方法后,阐述了宋朝农业作为中国农业文明分水岭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总结凝练出着力于土地持续发展、注重外因的促进作用和宏观调控系统运作等三个承前启后,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农业经营管理思想;为当今深入探索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和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汉代农业生产管理研究: 作者： 黄富成 日期：2007-06-01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农业技术汉代农业生产政府管理; 描述：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两汉时期，为巩固集权统治地位，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经济干预的程度，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各种资源性要素，如土地配置、人口流动、技术传播、铁器布控、经济交流乃至农本文化的宣教、农田开发等因受集权政府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及制度管理的机制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生作用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而各异。本文通过探讨汉代政府管理机制对农业经济各种生产资源要素的引导和诱使，基本揭示了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宏观面貌，诸如小农经济在西汉整体性发展的原因、区域农业经济长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江、淮等地在西汉一代农业经济发展长期滞缓、铁农具的发展与普及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原因、农耕文化流浸的社会诱因以及农田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这些农业进程中的社会、经济现象均与政府管理的各种机制作用息息相关。由于技术在农业生产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更多关注了技术各构成要素形式及其在政府管理机制作用下对资源开发的途径、对于经济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于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的经济绩效关系分析等。在内容上本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汉代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管理。阐述小农经济形态的发展与形成，春秋战国是小农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期，文章认为秦汉则开始从法律地位上具体实践这种与集权体制匹配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结构均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上实行家庭内外耕、织结合的经济形式，在种植结构上分为大田主业谷物生产和桑麻瓜果蔬菜等副业生产。三杨庄汉代民居和农田遗迹的出土具体体现了这种小农家庭的经济生产结构。土地是小农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私有田宅不仅是小农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也是政府“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伦理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减税、“以律占租”、灾免、借贷、假田等法律确认的形式培植和维护小农经济个体的普遍发展，在承认小农私有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规定小农必须承担的赋税徭役等法定经济义务。但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也使小农容易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小农生存及其生产环境的管理，一方面重视民的本位作用，另一方面极力维护小农的土地权益及在农业生产中享用基础设施。总之，小农经济作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的核心。第二章：汉代农官制度。汉代的农官系统是政府财政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农业生产管理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源，收入直接归中央大农或少府；武帝时的屯田开荒、农田水利及告缗田的开发等，大多由中央大农等直接管理，税入大农。农官系统只负责经济税赋征收而不治民。地方职官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范围较为广泛，承担着治民和发展经济的政治和法律义务。职官“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文化政策、促进技术流传、督察农业生产等活动，既是他们的行政职责又是其法律义务。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管理是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本质体现，在内容上注重土地开发、人口增减、赋税征收及高产、宜地作物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等。而“力田”这一阶层所代表的乡村社会靠种田起家的中小地主，成为政府在乡村社会宣教“重农”思想的代言者，不仅承担大量税赋苛责，也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章：汉代铁农具的铸造与监管。铁器为田农之本，铁农具的应用和进步直接体现了农业发展的水平。铁官制度是指政府垄断铁器的生产、冶铸与销售渠道，铁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物质成为政府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铁器官营后，铁农具实行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其质量监督和监察有一套完整的铭文标识体制。文章着重探讨了文献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中的“大器”，认为“大器”就是“代田法”推行过程中，由大农相关专门机构研发的起翻土作用的带犁鐴大铁犁。由于它是铁官标准化生产的专用器物，价格昂贵，体积较大，不给也不适用于小农生产，因此“不给民用”。但翻土部件的出现为以后铁犁形制的发展与改进奠定了技术基础。铁农具的流传与普及与汉代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关：西汉前期，对周边外族实行封锁，铁器冶铸技术及产量尚有局限，这一时期许多地方木铁农具并用；西汉中后期，由于区域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基本经济区和北方屯区，铁犁牛耕的发展已基本普及，而在江、淮、西南和岭南等地，受限冶和供铁作用，农耕业的发展仅集中于内地移民集聚地区，铁器农耕的发展并不普遍，铁农具所占比例较小；东汉时江淮、江南等地农业发展较快，至汉末，许多宜农地区已基本普及铁农具。铁农具区域发展的阶段差异体现了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第四章：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农田开发是在政府的统筹组织下进行的，尤其是大规模毁林开荒、变牧为田的屯田垦荒及农田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变了土地原有的生态面貌，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农田开发及农田水利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耕地扩张、安抚流亡、经济增产等效果，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以及大规模引浑淤灌对湖沼滩泽的堙没及滩区内的农田开发等，还是导致了局部的环境灾害，尤其是不当的水利工程因取排水失误还会导致土壤重归退化。江淮地区陂塘蓄水灌溉工程的发展对于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化害为利，改善农业生产的水域环境及人地宜居环境关系的改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农田开发及水利建设中管理不当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足以警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第五章：农业生产的区域政策与区间交流管理。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是依据集权统治的政治利益需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四种较为明确的区域经济政策，即保障基本经济区的发展、移民实边、贬抑诸侯、虚治东越等政策影响了西汉后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区域间的农业经济联系与交流体现了区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区间生产力差异。与西北及北方外族农业经济的交流，在输出与引进的经济互惠过程中，更体现了汉民族兼融并蓄的精神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影响与扩张，尤其是汉与匈、羌、乌桓等北方部族的边境互市贸易以及与西亚诸国的经济交流，不仅成为维系双方关系稳定的重要利益纽带，而且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政府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投资与人口流动等促进农业生产技术在各地的传播，在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同时，有力地推动农耕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发展，利于统一的汉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第六章：结语：历史的启示。我国两千余年来“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今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改革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基本经济区农业经济转化的方式与手段，认为政府对农业经济资源控制与管理的机制和技术进步与流传的形式不仅是历史时期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同样可为当前紧张的农业生产资源提供更多手段的管理模式与实现效益增扩的途径；由于我国各地因资源、技术水平的差异，区域经济存在较大的联系和互补性，通过政府管理的宏观调控作用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对农业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田生态环境是大环境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应以促进环境和谐为前提。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大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二者的良性循环是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基础。总之，通过客观评述汉代政府管理的制度机制对各种农业生产资源的配置形式、实现途径及影响范围，即经济组织效率和管理机制的关系，可了解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管理组织结构对农业经济绩效的促进或抑制作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在国家力量作用下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对引起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主导和诱使作用。通过对汉代社会基础制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农业经济活动绩效方式的剖析，基本可明白汉代农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面貌。这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体制障碍，推动“三农”问题解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汉代河西人口分布系统考述: 作者： 杨芳 日期：2007-05-01 来源：西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西人口分布系统汉代; 描述：本文主要依据河西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和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著,对汉代河西地区人口分布系统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目前研究概况等。第二部分为汉代河西的民政系统人口及数量,包括内地移民、少数民族和奴婢。主要论述了移民、少数民族和奴婢的来源、管理、生活及待遇等问题,并对民政系统人口数量进行了推算。第三部分为汉代河西的军屯系统人口及数量,包括军队成员(戍卒、田卒、骑士、庸卒、应募士、谪卒、良家子)、士卒家属、葆子、私从者等,主要对这些人的身份、来源、活动等进行了考证,并对军屯人口的数量进行了推算。第四部分为汉代河西司法系统人口及数量,司法系统管理下的人口主要有囚犯、囚犯家属和恶少年,主要对囚犯的来源、管理和生活,以及恶少年的身份、活动进行了考述,并对司法系统的人口数量进行了估计。第五部分为流动人口,包括是客民、流民、商人、外国使团等,主要对客民的身份、活动及流民、商人、外国使团的活动等问题进行考述。第六部分为结语部分,依以上各部分的考述为基础,对汉代河西人口的构成特色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和阐述。

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作者： 张祥稳 日期：2007-04-01 来源：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乾隆时期康乾盛世自然灾害灾害史荒政; 描述：“自古圣王之世，水旱之灾亦时有之”。康乾盛世时期的乾隆朝也不例外，它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的种类多，发生的频率高，被及的范围广，涉及的人口多，产生的危害大。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乾隆在发出“灾民实可怜”叹息的同时，命令大小官吏，要把民饥民困视作己饥己困，务必以拯灾恤困为“国家第一要务”，“宁可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拯灾救荒的政策措施——荒政。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和荒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群众生活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衰落的重要因素。时至目前，史学界对上述问题研究较少，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我们认为，对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和荒政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从中归纳出乾隆朝60年间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及人为因素；另一方面，乾隆时期的荒政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于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对我们今后的防灾、救灾和抗灾工作无疑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同时，对于康乾盛世衰落的原因，史学界一直忽略了自然灾害、荒政这两大因素，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所以，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大板块：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乾隆时期的荒政，乾隆时期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衰落之间的关系。本论文以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年)全国18各直省的自然灾害与荒政为研究对象，阐述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全貌，研究这一时期拯灾救荒的政策措施及其落实情况，分析自然灾害与荒政对康乾盛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学的实证考察为基本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综合运用计量、归纳、考证、演绎等研究手段。按照选题研究思路，充分利用和吸收自然灾害史、荒政史和清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借助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介绍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梳理乾隆时期的荒政体系，研究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结构安排上，把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既有对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和荒政落实情况的整体描述，又有典型的个案分析；在行文过程中，把文字叙述与图表显示紧密结合。全文主要由六章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动态，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研究的目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可能存在的不足和研究方案，以及本论文研究的时间段和地理范围界定，等等。第二章，详细介绍清代乾隆时期水灾、旱灾、雹灾、虫灾、冻灾、风灾、瘟疫和地震等八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乾隆朝60年间，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特别是水旱灾害。在上报至中央政府、确定已经“成灾”或已造成严重危害的自然灾害中，水灾被及的总州县次约为8074个，旱灾为3770个，雹灾为1148个，霜灾为163个，风灾为271个，人疫、牛疫共68个，地震111个。由此看来，乾隆时期，水旱雹灾发生最为频繁。在各类已发生的自然灾害中，有的被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危害严重，所以文中有选择地对一些特大自然灾害作专题介绍。第三章，主要是在把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情况与清初康雍朝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归纳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特点，影响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等。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发生，呈现其自身的特点，如：灾害种类繁多，以水旱雹灾为主，地区分布不均衡，年发生情况差异较大，地形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着灾种及其发生的频度，等等。显然，乾隆时期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探讨乾隆时期的人为因素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如政府在水利问题上的不作为，民间对水利兴修的消极态度，各地普遍存在的与水争地现象，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等等。所有这些，使自然灾害发生更加频繁，危害更大。第四章，首先，简述清代以前我国古代荒政的发展历程，介绍清初顺康雍时期拯灾救荒的基本程序、主要措施及备荒情况，以便于对乾隆以前荒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下文阐述乾隆时期荒政作必要的铺垫。然后，着重研究乾隆时期，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政府在借鉴前代荒政的基础上，制定了系统的救济灾荒的制度和政策，并在实际中加以落实。虽然这一时期关于荒政并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律、法规出台，但在“以例治天下”的清代~①，已经出现过的拯灾行为即是以后救荒的范体。实际上，乾隆继位以后，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使政府救荒行为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荒政的集大成时期，它也是我国古代荒政最完善的时期，不论是与有清一代的各朝相比，还是与清代以前的各代相比，这一结论是毋庸争议的。我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随着自然灾害的出现，荒政便应运而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清初顺康雍时期，救荒的基本程序包括报灾、勘灾、审户扣给赈，主要措施包括蠲免、抚恤、赈济、借贷、缓征、平粜、安辑流民等，地方主要是通过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积谷备荒。乾隆时期，拯灾救荒的基本程序与康雍时期不存在多少差异，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时间上的规定作了变动，有利于灾后赈、贷、蠲、缓事宜。在赈济问题上，乾隆始终恪守一个原则，即成灾必赈，它包括灾后抚恤、正赈、加赈和厂堂赈济，特别是加赈，在这方面，乾隆朝的政策极其宽大，几乎每年都有此举；赈济的钱粮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乾隆一贯反对私人钱粮参与其中，除了乡村的粥赈等慈善类行为；正是因为如此，仅赈济一项，60年间国家花费的银粮可谓不计其数，无法准确统计。在灾后借贷和钱粮缓征方面，乾隆时期的政策大大突破了前代的规定，政策上有越来越重视和宽松的趋势；特别是以往例不缓征的漕粮、漕项，在这一时期常常予以“法外开恩”。这对缓解灾民困苦，使灾区粮食充裕，稳定粮价和物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灾区赋税的蠲免也是乾隆时期荒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不但使蠲免的有关政策得以兑现，而且在皇帝巡幸、战争爆发、连年被灾和普蠲全国钱粮之际，灾民们也往往得到额外的蠲免，其数字惊人。为了使灾民有力购粮度日，乾隆还将政府所储或所购之粮减价出售，有按例减价，亦常有破格减价，即通过政府对灾民的粮价补贴，尽可能让灾民度过难关。除了政府直接向灾区调拨大量的粮、银外，乾隆还充分利用市场实现全国范围的粮食自由流动，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为灾区“裕食”的目标。令人遗感的是，尽管乾隆为救荒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在备荒特别是在地方积粮以备荒歉方面关注不够，因而使各地最终把救荒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的临时补苴上，这主要表现在各州县积储严重不足、积储制度徒有虚名，乾隆对这一情况也是一清二楚。总之，乾隆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在荒政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尝试。这一时期的荒政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各地荒政落实情况差异较大，不尽人意，文中通过个案的分析，使我们可见这一问题之一斑；造成荒政落实不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五章，它是在第二、第三、第四章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的衰落与乾隆时期自然灾害和荒政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康乾盛世是在乾隆朝中后期逐渐衰落的。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位学者把自然灾害、荒政与康乾盛世的衰落联系起来。实际上，笔者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其主要表现在：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农业经济，使本来就停滞不前的传统农业出现了倒退的趋势，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荒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实际上其作用微乎其微；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一方面迫使清廷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对灾区的蠲赈贷等；另一方面，对被灾地钱粮的缓征和对灾民的借贷，也使数额巨大的钱粮因灾害连年、人民生活困苦等原因而最终无法征还，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依靠政府度过难关，这样就使得政府与百姓暂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人民群众在与官员的面对面接触中，更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吏治败坏等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本身就暴露了政府在水利问题上的不作为。在我国封建社会，“四民之中，最苦者农也”，毫无疑问，在自然灾害中真正受苦受难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本来生活就十分困苦，劳作终年，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可以想象在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下是一幅怎样的不堪入目的灾民图。尽管乾隆政府在实际中为了救民于水火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但由于存在全国粮食总量严重不足、自然灾害过于频繁、吏治败坏等多方面因素，使这一时期的荒政并没有能够解决灾民的实际问题，因而灾区的闹赈、遏籴、抢米等斗争此伏彼起，虽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灾民流离于道络绎不绝，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安置措施，但最终没有遏制住流民大潮，使他们最终成为清代中后期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力军。所以，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最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正是在乾隆时期自然灾害的风风雨雨声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浪潮中落下了帷幕。第六章，对本论文的第二至第五章进行总结和提炼，认为：清代乾隆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有其自身的特点是。自然因素是导致灾害频繁的最直接的原因，但人为原因却不可忽视。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损失惨重，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它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灾民生活更加贫困，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乾隆在荒政上可谓不遗余力，慷慨大度，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另外，还应与他的个性和信仰佛教有关。康乾盛世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它开始衰落于乾隆中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自然灾害及荒政的影响不应忽视。透过乾隆时期的自然灾害、荒政及其对康乾盛世衰落的影响的全面考察和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示：一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自然灾害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荒政是一把“双刃剑”，要重在落实；四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必须把科学防灾、救灾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也必须把依法救灾和以德救灾有机结合。尽管本文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广泛地搜集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和深入的分析，但由于涉及的资料繁多、撰写时间仓促和个人专业水平有限等因素的存在，文章的不足甚至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如对自然灾害被及州县次、荒政实施过程中相关数据统计不够全面，只对自然灾害发生的人为因素进行分析，对康乾盛世的衰落与自然灾害、荒政之间的关系分析也不够全面、透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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